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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需要清教徒 – 巴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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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马据说是运动之王,然而用污泥诬蔑人却更有群众基础。嘲笑清教徒一直以来都是大西洋两岸广受欢迎的消遣运动,大多数人对清教徒运动的印象仍大大带着歪曲其真实面目的污泥,需要抹去。

'清教徒' 这个名称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污泥一团。这个新名词生于16世纪六十年代初,它一直是一个讽刺诬蔑的用词,更多的是代表着脾气暴躁,爱指责人,欺骗,某种虚伪,超越其基本含义,就有出于信仰考虑,对伊丽莎白时代老底嘉式,妥协的英格兰教会的不满的意思。后来这个词加添了进一步的政治意义,有反抗斯图加特王朝和反对某种共和主义的意思;然而它主要还是指人所看为一种奇怪,脾气很大,丑恶的抗罗宗信仰。

在英格兰,在查理二世复辟时期反清教徒情绪变得澎湃奔放,自从那时起就一发不可收拾。在北美,在约拿单爱德华滋去世后,这种情绪慢慢积聚,在一百年前后清教徒时代的新英格兰达到巅峰。然而在过去半个世纪,学者们一直在认真细致地把这污泥抹去。就像西斯廷教堂里米开朗基罗的壁画一样,当复原的人除去黑暗的表面后,今天它就有了人所不了解的色彩, 同样对清教徒习以为常的看法正在大大改变,至少对那些在这方面有认识的人来说是如此。(哎呀,认识在某些方面传播得太慢了。)有见识的人在Perry Miller, William Haller, Marshall Knappen, Percy Scholes, Edmund Morgan, 以及一些更近代的学者的教导下,现在承认典型的清教徒并不是一个狂野,火暴怪癖,信仰狂热分子以及极端社会活动分子,而是清醒的,有责任心,有文化的市民:是讲原则的人,忠诚,意志坚定,守纪律,在家庭伦理上卓越,没有明显的缺点,除了有一种倾向,就是对神或对人讲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喜欢引用经典著作。终于他们得以被还以一个清白。

但即使是这样,当人建议我们“需要”清教徒,我们这些身处二十世纪,在世界和神圣的领域都如此进深,大大掌握技巧的西方人“需要”清教徒的时候,这种建议可能会令一些人侧目。尽管事实就是清教徒是有责任心的市民,但那种认为他们是既滑稽又同样可怜,幼稚和迷信,原始及容易上当受骗,超级严肃,过分谨慎,专注小事,不能,不愿意使自己轻松的观念却很难除去。人们问,这些狂人分子有什么是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的呢?

用一个词来回答就是成熟。成熟就是智慧,善意,不屈不挠和富有创造力集合为一体。清教徒是成熟的典范,而我们不是。我们是灵性上的侏儒。据说一个巡游各地的领袖人物,一个本土美国人曾经声称,他发现北美的新教运动是以人为中心,富有操纵性,以成功为导向,自我沉醉,多愁善感,就像有三千英里的宽阔,半英寸的深度一样轻浮。相反,清教徒作为一个整体则是巨人。他们是一群事奉一位伟大的神的伟大的人。他们身上集合了头脑清醒的激情和温暖人心的怜悯。有异象,讲实际,理想主义,也面对现实,以目标为导向,井井有条,他们是伟大的信徒,伟大的有盼望的人,伟大的实干家,还是伟大的受苦受难的人。他们在大西洋两岸的受苦(在旧英格兰受当权者之苦,在新英格兰受风雨之苦),锻炼他们,使他们成熟,直到他们的身量到了一个地步,丝毫不在英雄之下。我们今天的富足带给我们的安逸和奢华不能给我们带来成熟;然而苦难和争战却可以,清教徒的属灵争战,以及与神把他们安排所在地方旷野气候的争战使他们形成了一种具有英雄气概的品质,毫不畏惧,不可征服,胜过失望和恐惧,像这方面真正的前辈和榜样,比如摩西,尼希米,五旬节过后的彼得,使徒保罗一样。

属灵争战成就了清教徒。他们接受争战作为他们的呼召,把自己看作是他们主的精兵兼天路客旅,就像班扬比喻体作品里的人物一样,不期望走一步会不受到这种那种的拦阻。John Geree在他的小册子《英国旧清教徒或不从国教者的品格》(1646年)中写道:“他把他的一生看作一场战斗,基督是他的元帅,他的武器,称赞和眼泪。十字架是他的旗帜,他的座右铭是受苦者征服。”

清教徒多多少少都输掉了他们奋战的每一场公开战斗。那些留在英格兰的人没有能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改变英格兰教会,他们只复兴了其跟随者中的一小部分,最终因着人算计,给他们良心的压力,他们被逐出了圣公会。那些横渡大西洋的人想在新英格兰建立新耶路撒冷,他们也失败了,因为在前五十年时间他们小小的殖民地几乎不能生存下去,他们好不容易才生存下来。但是清教徒在不断的,看来无法忍受的压力和挫折下保持为人喜乐,平安,忍耐,顺服和满有盼望,取得了道德和属灵上的胜利,这使得他们在有希伯来书第11章为一号展厅的信徒名人殿堂中占有极为荣耀的地位。正是这不断在火窑中的经历造就了他们的成熟,他们关于做门徒的智慧得到提升。福音传道人乔治怀特腓是这样描述他们的:

"神的工人从来不能像在十字架下的时候那样更好地写作,传道;在这时候基督的灵和荣耀的灵落在他们身上。无疑是这点成就了清教徒... 如此燃烧的火光和亮光。他们被黑暗的《巴多罗买法案》 [1662年 《教会统一条例》] 驱逐,从各自的岗位被赶走,要在粮仓和田野里,在大路和篱笆旁讲道,他们写作,传道时有一种特别的风范,是带着权柄的人。尽管死了,他们还籍着他们的作品说话;直到今日,还有一种特别的恩膏伴随着它们 ...."

上面这段话引自在1767出版的约翰班扬再版著作的前言,但正如所有当代阅读清教徒作品的人自己发现的那样,这恩膏仍在继续,人依然能感受到权柄,成熟的智慧依旧震撼人心。籍着这种文学遗产,清教徒可以帮助我们在今日达至他们所认识,我们所需要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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