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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的故事

第2部分

清教徒的开端

概况

“现在几乎没有人读他们写的书了。” 1957年威廉豪乐在他所著的《清教运动的兴起》中如此写道。那时他的评论是正确的。现在就不是这样了。自从1957年以来,一场改革宗神学的复兴发生了,这复兴的根基来自清教徒的著作。1 除了英国真理旌旗出版社和美国Soli Deo Gloria出版社取得的广泛出版成就之外,还有其他出版社在出版清教徒的著作。

包括在重新出版清教徒著作这项工作之内的还有把清教徒著作翻译成其他文字的工作。例如,耶利米巴罗士(Jeremiah Burroughs)所著的 《基督徒的珍宝-知足》(The Rare Jewel of Christian Contentment) 最近已经用阿尔巴尼亚语,阿拉伯语,法语,印度尼西亚语,韩语,波斯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印行出版。2 我们需要一种历史背景的通俗介绍,好使我们能很容易把这些清教徒作家置身其中加以理解,这是我写这篇介绍的原因之一。我建议对清教徒不熟悉的人记下16,17世纪英国君王的名字和日期。这时间框架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位国王或女皇都在这故事的一部分中留下他/她独特的印记。和今天的王室相比,那个时代的国王和女皇看来是拥有至上的权力。事实上他们的权力名不符实。他/她没有常备军,常常资金短缺,管治的时候常常要依靠社会上实际的领导者,就是那些拥有土地阶层的人士的善意。

格林(J. R. Green) 在其所著的《英国人简史》中这样宣称,“没有一个国家经历的道德改变能和从伊丽莎白统治中期到长期国会召开期间(1640-1660)英格兰所发生的变化相比。英格兰成了一本书的民族,这本书就是圣经。”3

这听起来可能是夸大了,但我们可以肯定格林的意思是,清教徒最终行使了一种远远超乎他们比例(因为他们总是为少数)的属灵影响。我们当想起,在1500年的时候英格兰的人口大约是两百万人,在1600年的时候大概是四百万人,这样有助于我们正确来看清教徒的故事。就信仰而言,尽管当时人们是被强制要上教堂,但是值得怀疑的是,那个时期可以说是有任何信仰的人是否超过人口数的四分之一。4 很有意思的是,现在英格兰的人口是大约四千八百万,有13,000个教区,10,000名神职人员,其中8,000人是受薪的。不仅在我们观察那个时期的时候,就算在看今天 - 那些承认行出基督教信仰的人可能不及人口数的十分之一的时代 - 我们更要记住这个概况。拉夫约瑟林(Ralph Josselin) 在他位于艾塞克斯(Essex)的教区有九年没有举行过圣餐,当他在1651年终于举行的时候,只有34个人有资格参加!约瑟林提到教区中的人分成三种 — 第一种是那些很少听道的人;第二种是“听的时候睡着的人”,第三种是“我们这一群人”,敬虔的小团体。5

大多数的盎格鲁人的特征就是缺乏真正的灵性。现在如此,过去也是如此。到了大约1600年的时候,清教牧师的人数增长了大约百分之十,就是说,在8000名英格兰教会神职人员中,有大约800名是清教徒。到了1660年这个比例增长到了大约百分之二十五。在1660年和1662年之间大约有2000人被迫离开了国教。6

在宗教改革之前英国的教会属于罗马天主教。在特征上它是“一种做法,习惯和态度的集合,而不是在认识上教义合一的团体。”7 英格兰的新教化进程主要是渐进的,在伊丽莎白整个统治时期缓慢发生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非常有一点一点的特点。从大约1600年开始这个成长加快了。在亨利八世与罗马分裂的时候(1534年),英格兰还正式是完全的罗马天主教国家。到了1642年,有人估计不超过百分之二的人口是天主教徒,但是百分之十的贵族仍相信天主教。

贯穿这段时期,我们要把英格兰看作是一个讲究信仰的社会。每一个人都被要求与英格兰教会保持一致,这就产生了一种叫“不从国教者”的人,这些人不是出于清教徒的原因就是出于对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忠诚。从1570年到1791年,这样做是要被课以罚金,会带来许多民事上的无法作为的。不从国教者一般会保持低调,不惹麻烦。到了1640年至1660年期间,基督教的宗派出现:有长老会,公理会,浸信会和贵格派 (所有这些只占了大约人口的百分之五)。8 1689年通过的宽容法案(The Toleration Act)标志着英格兰教会宣告是英格兰人唯一,包括一切人等教会的终结,尽管它仍是依照法律建立起来的正式国家教会。

清教徒是哪一种人?

1568年的时候,“在伦敦有许多重洗派的聚会,他们自称是‘清教徒’,或者是‘主无斑点的羔羊’。”9 人们广泛认为“清教徒”这个词的使用首先是和这些团体联系在一起的。10 在伊丽莎白在位时期(1558-1603) 清教徒日益增长,成为一种特别的牧师团体,强调基督教信仰的伟大中心地位:忠实于圣经,释经式的讲道,牧养的责任,个人的圣洁,以及运用到生活每一个方面的实际敬虔。“清教徒”这个词开始被用来指那些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极为认真的人。“敬虔的”,或者那些不是挂名的人被取笑是“清教徒”。11 那些关心福音的人(福音分子) 和努力传播福音的人就是清教徒。正如圣经警告的那样,义人因着他们圣洁的生活会受到人的责难,那个时候的义人被人取笑是不要乐趣的人,被取了“清教徒”这个绰号。

后来这个词有了新的意思,这是因着阿民念主义/加尔文主义之争而出现的。那些认同恩典教义的英格兰牧师被称为是清教徒。威廉洛德大主教,这位坚守教义的阿民念主义者,在呈上一份晋升名单时,在清教徒的名字旁加上一个字母“P”(“清教徒”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译者注),以此警告要注意他们的信念,而在他认为是正统的人士名字旁加上一个字母 “O”(“正统”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译者注),表明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清教徒”这个词极大多数时候被当作一个贬义词。1641年亨利帕克(Henry Parker)抱怨说,“天主教分子,主教,宫廷的马屁精,舞台诗人,吟唱歌手,说笑话的小丑,所有那些不知羞耻的酒徒,色鬼,诅咒的流氓,还有许多其他的人,都欢喜取笑其他人是清教徒。” 12

我们要分三个部分来讲述清教徒的故事:

1.清教徒的前辈
2.清教徒运动的发展(1558-1603)
3.清教运动的全盛期(1603-1662)

1.清教徒的前辈

a.丁道尔(William Tyndale)和圣经的至高无上

清教徒运动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对神话语的爱慕。在清教运动兴起之前,人们普遍对神的话语一无所知。1524年丁道尔(约1495年-1536年)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抗拒禁止翻译圣经,禁止英格兰人未经许可出国的法律。

丁道尔出生于格罗斯特郡(Gloucestershire),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于1515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来他和当地的神职人员发生了冲突,这些人效忠于教皇和传统,胜过服从圣经的教导。丁道尔对人广泛的愚昧感到震惊。在他的赞助人(格罗斯特郡小索贝里的约翰华莱士爵士)的家中,有一次他和对手展开辩论,他宣告说,“如果神假我以年,在短短几年之内,我要使扶犁耕田的农家子弟,比你更懂圣经!”

在欧洲大陆,丁道尔被英格兰国王派来的间谍从一处跟踪到另一处。最终他被出卖,在牢狱中受苦。1536年他在靠近布鲁塞尔的维伏迪(Vilvorde)被处以死刑,被绞死烧掉。英格兰其中一位最伟大的英雄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命。

丁道尔是一位极有才华的神学家。他的神学著作被收集,于1572年发表。丁道尔的著作对基督教新教的发展作出了成型的贡献,特别是在唯独靠恩典因信称义这个中心问题上更是如此,这在他给摩尔(Thomas More)爵士(1478-1535),那位写书攻击丁道尔的英格兰大法官所作的一封有力答复的信中可以看得出来。

丁道尔成功翻译并印行了新约圣经,加上摩西五经和约拿书。数以百计的印刷本被偷运回了英国。 丁道尔的朋友,前天主教修士科芬戴尔(Miles Coverdale) (1488-1568)逃到瑞士寻求庇护。他在那里使用丁道尔的劳动成果,再次翻译了全本圣经。亨利八世批准了这个译本。到了1537年,已经有了两个版本在英格兰得到出版。后来在1560年日内瓦圣经成为清教徒喜爱的圣经。从1579到1615年间至少有39版的日内瓦圣经在英格兰得到印行。一套持预定论的要理问答被包括在日内瓦圣经内,这本圣经还有注释。13 例如,启示录9:3里的蝗虫被解释是主教和大主教,修道士和红衣主教。14

b.殉道士的角色和殉教史作家约翰福克斯的关键性工作

在爱德华统治的短短年间 (1547-1553),新教徒的地位得到增强。到了玛丽女王(1553-1558)死的时候,英格兰实际上是重新与罗马接轨。在绰号“血腥玛丽”的玛丽女王统治期间,超过270名新教徒殉道士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其中包括有工匠和普通人。在这些因为信仰而被处死的人当中,有地位很高的领袖人物,如百福特(John Bradford),也有很出名的主教,包括胡泊尔(John Hooper),:喇提美尔(Hugh Latimer),利得理(Nicholas Ridley) 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克蓝麦(Thomas Cranmer)。

就是这样,在玛丽女王统治下,英格兰一些最崇高的国民失去了他们的性命。人的身体活生生被燃烧这可怕的场面被刻在人们的脑海中,这一定是塑造1558年以后到1662年,以及后来清教徒的首要影响。这种把人们从罗马天主教改变成为新教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在玛丽女王统治期间她是罗马在英格兰最大的资产。在她死后对她的回忆成了罗马在英格兰最大的累赘。15

殉道士的见证是特别的,他们带来的冲击随着约翰福克斯(John Foxe) 勤奋的写作不断加增。

福克斯 于1517年生于兰开夏郡,在16岁的时候开始在牛津学习。到了他获得文学硕士的时候,他的研究对他的归正起了关键作用。因为他的新教信仰,他极为贫困。那个时候的学者依靠富有的赞助人提供食宿,以教书作为交换。福克斯在伦敦找不到这样的工作,他几乎快要饿死。一天他坐在圣保罗大教堂的院子里,十分忧愁,一位陌生人走到他面前,把一大笔钱放在他手里。三天以后他在雷基的苏雷伯爵家中找到到了一个职位,教伯爵的孩子念书。

当玛丽女王登基的时候,福克斯前往欧洲大陆,在那里他和英格兰的难民住在一起,首先住在法兰克福,然后在巴塞尔。他已经开始为他那本记述从使徒时代到玛丽女王统治时期的殉道士的书收集资料。福克斯的作品最终扩展到1,700页。福克斯在本质上是一位文学家,在细节上非常细心。人们曾经质疑他的可信性,但无法驳倒他。一本大大扩充的《殉道录》(Book of Martyrs) 在1570出版,这本书被摆放在大教堂,乡间教堂和公众地方的大厅里。从前从来没有过一本范围如此广阔的书用英文印行的,肯定在那个时候是没有。尼尔(Daniel Neal)宣告说,“从来没有一本书像它那样给教皇制度带来如此实质上的创伤;这本书是献给女王的,享有如此大的声誉,以致它被下令摆放在教会中,在那里它激发起人们对那流了如此多无辜人的血的宗教一种不可胜过的恐惧和厌恶。”16 在许多人家中,福克斯的《殉道录》和圣经一道成了家庭藏书。

福克斯的两册见证集成了把英格兰变成一个新教国家的主要实际手段。玛丽女王时代的殉道士在痛苦死亡时所作的有力见证感动人心,让人去思想引发如此信念的原因。另外,福克斯的作品被人当成把基督教英雄的理想注入新教信仰的工具:这样的人给基督作忠心的见证,至死不渝。殉道士能胜过最后一个,也是最可怕的敌人,这对他们来说是荣耀的事情。死得其所成了清教徒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在约翰本仁的《天路历程》对准备要渡过死亡之河的几个人物的描写可以看到这一点。还记得失望先生吗?他最后一句话是:“永别了,黑夜;欢迎你,光明的日子!”

福克斯记载下殉道士的临终遗言,使之永垂不朽,比如喇提美尔主教和利得理主教两人在火刑架上一道受苦时前者对后者所说的话:“利得理先生,请安心,活出英雄的气概。我们今天要在英格兰点亮一支这样蜡烛,靠着神的恩典,我相信这永远不会被扑灭。”在牛津此事发生的地方现在竖立着一座纪念碑。

约翰福克斯生发,推动了一种观念,就是英格兰是神所拣选的国家,它的人民是和所有人分别开来,是一群特别蒙召来存留,推动神话语的人。18

c.信义宗和日内瓦改革运动,特别是约翰加尔文的榜样

总体而言,改革的动力是因着欧洲大陆改教家们的作品而临到英格兰。马丁路德(1483-1546) 是早期最有影响力的人,但是后期约翰加尔文(1509-1564) 对英格兰有深刻的影响。加尔文一节经文接一节经文,一本圣经书信接一本书信的讲道风格,以及他在日内瓦进行改革的榜样给来自英格兰的难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玛丽女王恐怖统治期间,在日内瓦大约有一百位英格兰难民,这些难民得到异象要在教会治理和敬拜形式上彻底改革英格兰教会。其中几位难民在伊丽莎白登基时回到国内,在国教中被授予很高和极有特权的职位。他们很失望地发现,彻底的改革受到拦阻。

时候到了,按照日内瓦的模式改革教会,使之成为长老制的异象被卡特赖特(Thomas Cartwright) (1535-1603)继承过来,他在剑桥大学是一位广受欢迎的教师。卡特赖特于1570年对使徒行传所作的演讲带来了一场极大的冲击,它鼓励人们尝试进行教会治理的改革。他的两位学生,约翰费尔德(John Field) 和汤玛士维克斯(Thomas Wilcox)于1572年在一封题为《给议会的忠告》的信中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这是一封有力,毫不妥协的信,但是不受政府欢迎。费尔德和维克斯很快就被投进监狱。

当卡特赖特受到挑战,被人指控犯有谬误时,他列出一项声明,总结了如下改革的问题,以此作为回应:

1.大主教和副主教(主教制度)当被废除。
2.教会的职份应当以新约模式为标准,长老应当传道,执事应当照顾穷人。
3.每一家教会都应该由它自己的牧师和长老来管理。
4.没有人可以享有圣职上的优先照顾。
5.教会的带领者应由教会,而不是由国家来选定。

2.藉着灵里团契清教运动得到发展(1558-1603)

当伊丽莎白在1558年11月23日驱车驶入伦敦,她才25岁。她有超乎常人的衡量政治势力的能力,很能把握她臣民的感情和愿望。她对政府和教会政体的控制超过任何一位都铎皇朝的君主。她能讲流利的拉丁文,法文和意大利文,能读希腊文。伊丽莎白决心建立一个拥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教会的强大国家。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是伊丽莎白的首席牧师,他相信“一国容忍两种宗教就必不能安全。”

在伊丽莎白登基的时候,天主教和抗罗宗争取人心的征战尚无定局。大多数人摇摆不定。伊丽莎白的政权是温和的抗罗宗。她排除全然的罗马天主教人士,但她的朝廷里也没有任何日内瓦阵营的人。伊丽莎白保持着罗马天主教和抗罗宗臣民之间的平衡。就算在婚姻大事上她也让大家揣测不已。与外国王子结婚,这会带来极大的政治和宗教后果。不管如何,她始终没有结婚。她不像她的同父异母姊妹玛丽那样强暴。尽管如此,至少还有两位重洗派人士在1575年被送上火刑架烧死,分离运动领导人,如格林伍德(Greenwood),巴罗(Barrowe)和彭雷(Penry)在1593年被绞死。

教皇在1570年把伊丽莎白女王逐出教会,这增强了抗击教皇的势力,帮助了英格兰的新教运动。1588年西班牙大肆准备入侵英格兰。西班牙无敌舰队包括了令人怵目的130艘船只,打算运送50,000名士兵作为进攻部队。但是无敌舰队遭受了一场重创,不到一半的西班牙船只可以回航。这个事件进一步增强了英格兰的新教派别,因为当时的英格兰和现在一样非常珍惜他们的国家主权。他们憎恶来自信奉罗马天主教的西班牙的威胁,这个国家以其宗教裁判所这种最凶残,属魔鬼的逼迫制度而臭名昭著。

要认识敬虔的清教徒牧者组成的团契是在什么情形之下努力工作,非常重要的是要明白1559年在英格兰实施的至尊法案(Acts of Supremacy) 和教会统一条例(Act of Uniformity)。至尊法案的结果就是宣告伊丽莎白是“英格兰教会至高的元首”,而教会统一条例要求所有的牧师使用一本新的《公祷书》,以及服从其他的中央命令。

我们用什么方式敬拜神,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那么要求牧师穿着白色法衣(一种宽松的白色外衣)的命令引起人们的憎恨,这就不令人感到惊奇了。大多数人为了和睦的缘故遵从,其它人拒绝(成了“不从国教者”)。一位曼彻斯特的教区牧师讲道时宣告,“ 白色法衣是教皇的破衣服,教会中的大异端,穿着它的人不能得救!”一位牧师在1570年找到利齐菲尔德的主教,称这是“那兽受污染,受咒诅的记号”,警告说,由于“使用这样的敌基督的破布,人们要离神而去,进入第二个教皇制度,比第一个还要糟糕!”19 用法律强制执行法例的力度因地而异,许多主教根本不想逼迫那些毕竟同是新教徒的牧师。

清教运动的开始

清教运动的开始源自在16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极富才华的牧师/传道人的属灵团契。其中一些最出名的人包括格林涵(Richard Greenham)亨利史密斯(Henry Smith),理查罗杰斯(Richard Rogers), 劳伦斯查特顿(Laurence Chaderton),亚瑟希德善(Arthur Hildersam),约翰多德(John Dod),约翰罗杰斯(John Rogers)和波金斯(William Perkins)。因着这些领袖的努力,清教徒的人数倍增,他们出名,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传道,而且还是因为他们是人灵魂的医生。我们简单看一看这团契中的四位领袖。20

首先是格林涵 (1531-1591)。格林涵在1570年离开他任教的剑桥的学术氛围,在离开剑桥大约5英里外的一个名叫Dry Drayton的普通村庄开始牧养工作。他在那里劳力了二十年,只是偶然离开外出布道。格林涵是一位极优秀的牧者,是一位能分辨人极内在经历的医生,辅导和劝慰的专家。无论冬夏他总是在早上4点起床。他拒绝了好几个极好的晋升机会,在向穷人行善的善举上大大有加。

年轻人来Dry Drayton村住下,形成了一个“基督学校”,把自己委身给圣经,神的话语在他们自己灵魂和其他人灵魂上的作工。为什么一个村庄如此令人兴奋?答案是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广泛工作的缩影,就是福音在英格兰的农村扎根。格林涵的不从国教和主持敬拜聚会的方式受到人的批评,他的抵制是消极的,他不希望为那些他认为是“无关重要的事情”争辩。他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求容忍,使他可以继续作一个基督忠心的工人。他和有影响的人保持着友谊,这些人总能为他美言,这样就使他不落在麻烦里。

第二位是理查罗杰斯 (1550-1620)。1574年理查罗杰斯成了威德地(Wethersfield)这个村子里传讲神话语的传道人,他在那里为了使人归正努力工作,但他也努力治死在他自己心中的罪。像格林涵一样,他在自己家中开设了一家接收年轻男子的学校。

他首先把自己委身给严格的敬虔生活,详细论述了实际的敬虔生活。这本书被称为《七论》,在1630年之前再版了七次。他的密友和邻居以西结克沃威尔(Ezekiel Culverwell)表达了如此一个愿望,就是这本书的读者可以亲眼看看作者的行为,亲耳听一听他的教训。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例可证的对敬虔实质的追求。罗杰斯记有一本日记,从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是如何最亲密地与神同行的。他释经系列的其中一本有很大的声望,就是关于士师记的讲论。21

我们不要以为罗杰斯过着一种舒适的生活,有仆人侍候,所以他能投身属灵的操练。除了要照顾他自己的大家庭,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他确实以默想,学习和写作作为他的责任,但同时对作为持家人,农夫,乡村人物的一员,传道人,牧师,改教家和一所寄宿学校的校长所做的事情,其认真程度也毫不逊色。”

第三位是波金斯(1558-1602)。波金斯在剑桥努力工作,效果有目共睹。在他身上特别集中了这种团契典型代表的属灵特质和侍奉技巧。他在讲坛和写作发面都极为优秀,用许多著述让大学的印刷厂忙个不停。他的著作出现在他以后世代之人的书架上,在这方面他远超过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位牧师。他是第一个全面论述讲道这个题目的人,写了一本名为《先知讲道的艺术》的著作。22 他是清教徒的代表,讲道的方法主要是实际的应用。准备时他考虑到聚会中每一位听众的需要。尽管他如此年轻就死去,他的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到他那时候为止的所有其他清教徒作家。

波金斯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学究。比如,他的工作是取得许可去服事监狱里的囚犯。他在他们当中为基督赢取灵魂,就像他在来听他在圣安德鲁教堂讲道的大群人中赢得灵魂一样。有人说他的讲道一次同时既全是律法也全是福音:全是律法,揭露罪的羞耻;全是福音,传讲给失丧罪人的完全和无条件的赦免。他的事奉唤醒人心,激动起失丧的灵魂去看到永远被定罪的真实光景。波金斯在口才上如此有恩赐,据说他说“定罪”的样子就会令罪人颤抖。

波金斯英年早逝,人们为失去他深感沉痛。

第四位是劳伦斯查特顿 (1537-1635)。劳伦斯查特顿活到几乎一百岁,出书甚少。他来自一个富有的罗马天主教家庭,在其中他“热衷于天主教的迷信”。当他接受了福音和清教,就失去了财产继承权。当时一位很出名的捐助人就是沃特米梅爵士,他创立了剑桥大学以马内利学院。 沃特爵士挑选了查特顿作该学院的院长,他在这个位置上任职四十年。他作了剑桥圣克莱门特教会(St. Clement’s Church)五十年的讲师。当他最后放弃在圣克莱门特教会的讲师身份时,四十位牧师恳求他留下,宣告说他们是因着他的事奉相信归正的。有人记载,他讲道两个小时,当他宣布他不再占用他听众的耐心,会众大声喊着说,“先生,看在上帝的份上,继续!继续!”

清教运动的成长是因为有像这样的牧师,他们的生命和敬虔的榜样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然而,正如我们在波金斯和劳伦斯查特顿的例子里所看到的那样,剑桥大学的角色在推动清教运动上发挥了极大作用。清教徒赞助的学院,例如以马内利学院和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稳定供应了许多有才华的清教徒牧师和传道人。

在追溯清教运动的兴起时,我们也一定要看到“讲师”所发挥的作用。 在集市小镇上官员使用他们自己的传道人,组织一周平日的布道。讲师制度的建立是为了绕开命令人服从《公祷书》的体系和教会礼仪。威德地的理查罗杰斯和伦敦圣克莱门特丹尼斯教堂(St. Clement Danes)的亨利史密斯正式的职位都是讲师。在1560 到1662年间在伦敦至少有700名神职人员在某个时期都曾拥有讲师的身份。在这些人当中至少百分之六十是清教徒。23 望族和贵胄的支持对清教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富有的赞助人支持和保护了清教徒传道人。

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先知讲道”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些是传讲释经布道和讨论的聚会,非常受人欢迎。伊丽莎白觉得受了威胁,试图压制先知讲道。大主教加特林达尔(Edmund Grindal)拒绝执行她的旨意,为先知讲道作辩护。因为他的忠心,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年,他被革职,大部分时间被软禁在他的家中。1577年五月女王亲自发信给主教,命令他们压制先知讲道的聚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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