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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的故事

第3部分        清教运动的全盛时期(1603-1662)


这段时期是从1603年到1662年,期间形势动荡不堪,王室和国会的冲突进入高潮,就是内战的爆发。信仰多元化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清教徒的故事在这个时期达到顶峰,特别是表现在韦斯敏斯德议会上,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我们现在用五个阶段勾画出来的历史:

詹姆士一世
查理一世和劳德大主教
内战和克伦威尔的兴起
清教徒的上升阶段
王权复辟和清教运动的衰落

a.詹姆士一世

伊丽莎白一世在1603年去世,她曾定意要使英格兰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这方面她得以看见相当程度上的成功。尽管她自己脾气暴躁,忧郁和不讲道理,但是她在位期间是一个在政治上稳定的时期,和后来十七世纪中叶发生的事情相比这一点更加突出。像前面讲到的那样,在十七世纪开始时,清教徒占了英格兰教会神职人员总数的大约百分之十。

清教徒对来自长老会风行的苏格兰的詹姆士(在苏格兰为詹姆士六世,在英格兰则为詹姆士一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展开教会改革。他们大失所望。一份人称为《千人请愿书》,据信是由1000名清教徒上书,在詹姆士一世从苏格兰前往伦敦的路上被呈交给他。这封请愿书敦促改革,导致了名为罕普顿御前会议(Hampton Court Conference)的召开。这次会议是在伦敦的罕普顿宫召开,时间是1604年1月三个分开的日子。詹姆士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

詹姆士对教会体制的复杂性有极深入的认识。他相信“神赐君王的王权”,就是说,不顺服君王就是不顺服神。詹姆士想法设法要维护至上的权力,对吵吵闹闹的苏格兰长老会人士已经厌倦透顶。清教徒试图使英格兰教会“长老制度化”,这是极为清楚的。罕普顿御前会议进行的时候,詹姆士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他说了一些起教义作用的话,比如“没有主教就没有君王!”,以及“长老制和王权之间的认同就像上帝和魔鬼之间的认同一样!” 对于清教徒的神学家他这样说,“你们最好快快服从,否则你们就要被赶出国去!”会议以国王大发脾气为终结!国王认可了圣经的新译本,就是那人称“钦定本”(或作詹姆士王译本)的译本,该译本在1611年完成,除此之外,让步很少,也微不足道。

在1604年和1609年间有大约八十位神职人员因为不从国教而被剥夺了他们赖为生计的工作,大多数这些事情发生在1607年之前。主教们被劝说,而非强制去顺从英格兰教会的做法。在国会,敬虔的人们争取让被剥夺了职务的牧师复职。24

詹姆士王向于1618-19年间在荷兰召开的多特总会派去了代表。多特总会是基督教教会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会议确立了在神主权问题上正统的加尔文主义立场,反对阿民念主义的信条。詹姆士支持加尔文主义者反对阿民念主义者的立场。后来他在这个立场上变得含糊不清。在1624 年理查德蒙特古(Richard Montagu)发表了一篇题为《老鹅的新口罩》的反加尔文主义文章,这是国教(英格兰教会)日益倾向阿民念主义的其中一个表现。25

b.查理一世和劳德大主教

詹姆士一世在1625年去世。英俊,满有尊严,贞节的查理一世登基作王。然而,和伊丽莎白以及他的父亲詹姆士不同,他缺乏政治技巧,这在制衡的艺术上尤为突出,而这对于政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查理与亨丽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当时在位的法国皇帝路易十三的妹妹结婚。玛丽亚是一位坚定的罗马天主教徒,她干预国事,这让国会成员和国民不断对她生出怀疑 。这种疑心和对新教运动在欧洲大陆正在衰退,让许多新教徒落在危险之中的担忧夹杂在一起。

威廉劳德(William Laud)成了查理一世信赖的顾问,从查理在1625年登基那一刻起,劳德就不断在行使权力,但这在1633年他成为大主教时正式被确定下来。詹姆士曾经警告查理,说劳德不了解苏格兰人:“他不明白那些人的胃口。” 这条警告查理是没有听从。劳德在每一方面对清教徒的教导都怀着敌意。作为大主教,他所做的其中第一件事情就是鼓励人们在主日游戏消遣,这大大惹怒了清教徒。他是一位坚定的阿民念主义者,强调自由意志,拒绝神的主权。劳德很迷信,他接受罗马天主教敬拜的外在形式,但是拒绝教皇的权威。他所称之为“圣洁的美丽”的主张包括了礼仪和仪式。直到今天许多英格兰教会在会堂的东面还摆着祭坛,尽管教会法典总是在提“圣桌”,祭坛的观念却是挥之不去。祭坛的信息就是献祭的信息。劳德相信祭坛是“神在地上居所最伟大的地方—是的,比讲坛还要伟大。”26

著名的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莱勋爵(Lord Thomas Macaulay) (他并不认识清教徒的灵性)很肯定是对威廉劳德有深入的了解,他这样论述到他,“在英格兰教会所有的主教当中,劳德是偏离宗教改革原则最远,最靠近罗马的一位... ... 他本人急躁,易怒,很快就想起自己的尊严,很慢去同情他人的受苦,容易犯错,在迷信的人当中,和大家一样错把自己怪异不良的情绪当作是虔诚热心的感情。在他的指导下,境内每一个角落都落在不断仔细的检查之下。分离主义者的每一处小小的聚会都被寻查出来加以拆散... .”27 麦考莱夸张的说法准确描述了那些逼迫之人的热心,但是我们可以带着感激的心说,并不是所有的分离主义者聚会都被拆散。

作为大主教,劳德行使把那些不顺从的人逮捕入狱的权力。他使用一种被称为“星星屋“的法庭来进行拷问和逼迫。劳德残暴的一个例子可以在亚历山大·雷顿博士(Dr. Alexander Leighton),有名的罗伯特·雷顿(Robert Leighton)主教的父亲的案子里表现出来。雷顿被剥夺了任何辩护或上诉的权利,被送进了新门监狱。当他被带到那独断专行的法庭面前,他被定罪,耳朵被割掉,鼻子在两边被开口,脸上用被烙上了两个SS记号(代表散布反叛的人的意思),受两次鞭打,被上了颈手枷,然后被判终生监禁!当这令人愤怒的判决被宣告出来,劳德还感谢神!28 其他受到类似野蛮对待的有名人物还包括威廉·普林 (William Prynne),约翰·巴茨威克(John Bastwick),亨利·伯顿(Henry Burton)和约翰·李尔本(John Lilburne)。

清教徒受到残酷的逼迫。在1629 和1640年间,20,000 名男女和孩童离开英国前往新英格兰,其中包括79位牧师,其中二十八位在国内情况好转后回国。29 许多人是经过荷兰出去的。在新英格兰定居的最有名的领袖有胡克(Thomas Hooker),约翰·柯顿(John Cotton)和汤玛士·夏柏(Thomas Shepard)。安慕斯(William Ames) (1576-1633)所起的角色引人注意。他是一位清教徒,主要的事奉是在荷兰,但是他的作品在新英格兰非常受人欢迎。《神学精华》(The Marrow of Theology)是他最有影响力的作品。

查理在1629到1640年间统治国家而没有召集国会。对国家的治理是通过郡法院进行的。政治力量主要掌握在大约60名贵族手中,这些人是拥有绝大部分土地的富有贵族,在他们之下的是绅士阶层。当1642年初内战爆发的时候,贵族和绅士中支持和反对国王的比例大概是一半对一半。

c.内战和克伦威尔的兴起

当劳德试图把英格兰教会的公祷书和礼仪强加在苏格兰长老会身上时,这就像给干燥的火药划着了一根火柴!整件事情的引火线就是发生在爱丁堡圣吉尔教堂(St. Giles Church)的一起很出名的事件。珍妮·杰德丝(Jenny Geddes)因着一位身穿白色法袍的主教沿着过道走上前宣告要宣读公祷书,抓起她的板凳向他掷了过去!用今天的话来讲,她是高声喊着,“你这个可怜的篡权家伙!你要在我耳边宣读弥撒吗?” 珍妮的榜样大大鼓舞了其他人去抵抗强加在他们身上,为他们所痛恨的罗马天主教礼仪。

1638年查理调动一支军队去镇压苏格兰,但是英格兰的大军遭到溃败,1639年达成了停火协议。

国会和国王之间的紧张加剧。在伦敦爆发的反对王权和天主教的示威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国王试图对国会行使他的权力。在1642年1月4日,他带着一群佩带武器的人进入下议院,为的是逮捕议会领袖约翰·皮姆(John Pym) 和四位其他领导人。这适得其反,这五个人得到了预先警告,很及时乘坐一条驳船沿着泰晤士河逃脱了,躲到了城里。国王的这个举动引发了对他更多的反抗。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为了自己的安全查理被迫离开了伦敦。到了1642年五月,他在约克设立了自己的总部。

其后内战的第一场战役发生在1642年10月埃杰山(Edgehill) 这个地方。结果是一场平局。一开始看,保王党(骑士派)和国会军(圆头党人)之间取得了一种势力上的平衡。为了打破军事上的僵局,国会和苏格兰人签署了《神圣盟约和圣约》。

1644年一月一支苏格兰大军跨过边界。1644年七月爆发了马斯顿荒原战役,由费尔法克斯爵士(Sir Thomas Fairfax)率领的苏格兰约克郡的军队和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以及曼彻斯特伯爵率领的东镇集团组成的联军取得了胜利。正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在这场战斗中所起的角色和成功给他带来了军事上的名望,使他的士兵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这场胜利没有得到跟进。一些国会领袖,特别是艾萨克斯伯爵,他们软弱无力,优柔寡断。国会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更坚决,更有决断的领导层。没有更好的元帅和军队的重组,要取胜是不可能的。克伦威尔责怪其中一位领袖,就是曼彻斯特伯爵,说他不进攻敌军,反而是撤退。曼彻斯特伯爵作出回应,这回应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它表明了如果圆头党人在这场战争中输给了骑士派,这将会有什么后果:“如果我们打败国王99次,他和他的后代还是国王,我们还是他的臣仆;但是如果国王打败我们一次,我们就要被绞死,我们的后代就完了。”

1645年这支军队被改组成为新模范军,总司令是费尔法克斯爵士,他只有三十岁。他的骑兵元帅是克伦威尔。从这时候起,在内战的各场战役中,证明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克伦威尔的军事纪律和策略。麦考莱勋爵描写奥利弗·克伦威尔是一个敬畏神,为大众的自由大发热心的人。他写道:“他用这样的人扩充他自己的部队,尽管他让他们服在比这之前英格兰所有军纪更为严格的纪律之下,但他用敬畏神的强大能力的刺激来照料他们理智和道德本性上的需要..... 费尔法克斯是一位勇敢的战士,但是认识力一般,性格不够决断,是军队名义上的总司令,但是克伦威尔是他们真正的领袖...... 克伦威尔很快就按照他组织自己部队的同样原则来组织全军...... 克伦威尔的军队和其他军队主要不同的地方在于贯穿其上下的严肃风纪和对神的敬畏。最忠心的保王党也承认,在这特别的营中人们听不到诅咒,看不到酗酒和赌博,在军队当政的漫长时期,和平市民的财产和妇女的荣誉被视为神圣。”30

克伦威尔在自己身边布满了祷告的人。他亲自带领他的士兵冲锋陷阵。他有一种惊人的能力,能衡量他手下的士气,知道什么时候是出击取胜的正确时机。克伦威尔打了许多场仗,没有输过一场。当我们记起,他没有在军校中受过训练,而是在打仗的事情上无师自通,那么他就肯定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元帅之一。罗马天主教作家安通尼娅菲瑟在她的传记中31说克伦威尔是一位战略家:“无论用何标准,要成就所需做的事情,完美地加以成就,这都是罕有的特征:这也是给了克伦威尔他本人置身名人殿堂的权利。”

d.清教徒的上升阶段

劳德大主教在1641年被国会下到狱中,在1645年一月因叛国罪,在伦敦塔被斩首处决。由主教组成的教会体制在1646年被废除。国会在战争中不断得胜,这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题。国会中的长老会人士和独立派人士发生了分歧。国会中的长老会多数派不喜欢,害怕独立派人士在其中居主导地位的军队。因为军饷得不到支付,军中发生了骚乱。 1647年查理和苏格兰人达成一项秘密协议,这导致了内战重新爆发。查理的两面派作法导致军队把他送上了审判台,在1649年一月他被被处决,罪名是他背叛了英联邦。

查理二世在苏格兰得到承认。支持他的军队在1650年的唐巴尔之战中被克伦威尔击败。正正一年之后,支持查理二世的军队在沃切斯特被克伦威尔打败。国会的胜利最终结束了内战。查理二世逃到了法国。克伦威尔成为护国公,通过国会掌权。他是一个坚信信仰自由的人,在这方面他是超前于他的时代。

1643年6月12日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召集有学识和敬虔的神学家(神职人员)来解决英格兰教会的治理和礼仪问题。韦斯敏斯德议会于7月1日召开,到1649年1月一共召集了1163次会议。这次会议有151位推荐代表,其中121位是神学家,30位是平信徒。会议完成制定了《韦斯敏斯德信仰宣言》,《大小要理问答》以及 《公开敬拜指引》。这些文件,特别是《韦斯敏斯德信仰宣言》对后来全世界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用合乎圣经洞察力的简明句子,《韦斯敏斯德信仰宣言》阐明了圣经的主要教义,使所有的人都能清楚明白。公理会信徒在1658年,浸信会信徒在1677年接受了这个信仰宣言,作出一些修改,这些修改占了整体的大约百分之十。

清教徒牧师在17世纪中叶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其深度和品质,在英格兰基督的教会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时期一些比较出名清教徒有罗伯特·伯顿(Robert Bolton),罗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耶利米·巴罗士(Jeremiah Burroughs)和威廉·高格(William Gouge)。那些生活在1640-1660年,以及其后年间,其作品在我们这个时代被全部,或大部分再版的更为有名的清教徒包括有古德文(Thomas Goodwin),汤玛士·曼顿(Thomas Manton),司提反·查纳克(Stephen Charnock),约翰欧文(John Owen)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约翰班杨(John Bunyan),约翰府来(John Flavel),威廉布里奇(William Bridge), 戴维克拉逊(David Clarkson),乔治· 思文诺(George Swinnock),理查德·薛伯斯(Richard Sibbes)以及约翰·霍维(John Howe)。韦斯敏斯德议会的其中一位带领人威廉·高格是最为人所知的。他的事奉可能是伦敦历史上时间最长,最有能力的事奉。柯乐麦(Edmund Calamy)被一些人认为是长老会的领头人物,他也非常突出。他经常向国会讲道。汉山·诺里斯(Hanserd Knollys)和亨利·杰西(Henry Jessey)是浸信会的,他们的传记近年来鼓舞着浸信会人士。32 除了约翰班杨的不朽名著《天路历程》和《圣战》以外,还有许多清教徒的名著不断被再版发行。汤姆.华森的《系统神学》就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巴克斯特所作的《改革的牧师》。33

e.王权复辟和清教运动的衰落

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人们很快就看出理查德·克伦威尔并不能继承他父亲的领导地位。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动乱,人们探索恢复君主制的可能性。查理二世在荷兰的贝勒大地方承诺他会尊重人的良心。当他掌权之后,这种心愿很快就被现在占了上风的英格兰教会人士要求复仇的强烈呼声胜过。从1643 到1654年年间,8600名教区牧师中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四的人受到过某种的骚扰,被逐出教会,这既有不称职的合理原因,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支持保皇派或天主教。34

到了1661年1月,一位名叫汤玛士·韦勒(Thomas Venner)的第五王国运动领导人大出风头。他曾经因为计划暴动反对克伦威尔而遭逮捕,但被免于处死。大约五十名韦勒的追随者在他的领导下使部分伦敦城陷入恐慌,二十二人被杀,造反势力和被这种狂热分子挑动的秩序混乱给了当权的英格兰教会人士把柄,他们是不加分辨的。无政府状态给了当局借口去压制所有的不从国教者。浸信会信徒试图使自己和韦勒脱离干系,但不成功。1661年1月10日,国王颁布一条命令,禁止所有“重洗派,贵格派和第五王国人”的集会。短短时间内超过4,000名贵格派人士被投入监狱。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夜里把浸信会信徒从床上揪起来,把他们扔进监狱。就是在这个时期,班杨在监牢里度过了十二年,他活了下来,但很多人没有。

接着一条名为克拉伦登法典(Clarendon Code) ,反对任何不从国教的法案被通过,该法案是以克拉伦登伯爵命名。

1662年通过了一条法案,要求人们严格遵从英格兰教会。如果神职人员不是在公会里受按立(比如,不是按照英格兰教会的程序),他们就要重新受按立,人们被要求认同《公祷书》的每一部分,每一位牧师都被要求起誓在文书上顺服,宣告放弃《神圣盟约和圣约》。

这些要求给那些良心上不能顺从这些条件的清教徒带来沉重打击。估计各有不同,但是一般认为大约有2,000 人被剥夺了生计,35 其中包括一些担任教导职务的人。我们只能猜测有多少清教徒面对要服从的压力选择留在国教内,36 这些人当中包括《基督徒披戴全副军装》的作者,很出名的威廉古纳(William Gurnall)。

1662年标志着英国清教徒的衰落。紧跟着的时期被称之为“不奉国教”期,最后离开这个世界很出名的清教徒有约翰·霍维,他于1705去世,还有汤玛士·杜力特(Thomas Doolittle),他死于1707年。37

1662是清教徒故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传道的影响力开始衰退,但是他们写作的事奉仍在继续。一些最有价值的清教徒作品是在1662年以后的时期写成的。一个例子就是约翰欧文,他曾经是克伦威尔军中的随军牧师。例如,他里程碑式的希伯来书解经集,他写的关于内住的罪的书,以及他对诗篇第130篇的注释都是在1662年后写成的。约翰欧文无愧“清教徒王子”的美誉,他25卷的全集可能是英文世界对可靠神学最佳的注释,他被看作是清教运动的那一位神学家。38

清教运动为什么在1662年后大幅衰落?对不从国教者的迫害是严厉无休止的,不从国教者被挡在大学门外,这对事奉的水准有负面的影响。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不断成长的清教徒牧师之间的灵里团契,由此表现出来,并被推动的令人信服的灵里合一,在其后清教徒的上升阶段盛极一时,在1662年后衰落了。1672年英王颁布了《信仰自由宣言》(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在一小段时间内舒缓了对不从国教者和罗马天主教徒的压力。

清教运动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失去了合一。钟马田医生把主要责任归咎于长老会人士。长老会领袖不是坚守像在约翰福音第17章这样的经文里讲得如此清楚的合一原则,而是为了得到政治上的便利,他们失去了对属灵约束的看见。39

导致清教运动在17世纪后半叶衰落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著名的领袖(他们的书我们今天仍极为享受)去世后,只有非常少的人有和他们类似的素质,可以接替他们的位置。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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